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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保卫了开国大典的安全

2018-10-12 10:33 人民网

刘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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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现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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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步校京津纠察纪念章

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为了将北平“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开国大典,解放军和公安、情报、保卫等部门,与公开的、隐藏的敌人进行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保证开国大典“绝对安全”。

可疑的“送菜小贩”

说时迟那时快,一名战士迅速冲过去,一把夺下了水壶。原来这家伙企图服毒自杀。再一搜身,从他身上又搜出了定时炸弹。

1949年9月24日是个礼拜六,天刚蒙蒙亮,秋日的北平街道上人不多。前门大街上,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挑着一对沉甸甸的荆条箩筐,朝着亚洲饭店(后改名前门饭店)走来。

“你是干什么的?” 饭店门口执勤的解放军战士拦住了这位“农民”。

“同志,你好!俺叫吴瑞金,给饭店送菜的、送菜的。”吴瑞金边点头边回答。

菜是真新鲜真水灵,叶子上还挂着水珠。看得出来,刚从地里摘下来的。执勤战士边检查边继续盘问:“菜挺鲜呀!谁叫你送的?”

吴瑞金不慌不忙地说:“喔,是王强,王强叫我送的。”

原来,来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准备出席开国大典的一些代表,就住亚洲饭店。由于饭店每天需要大量新鲜蔬菜,采购员为了方便,经常预约郊区的一些菜农来送菜,经过安全检查后,执勤战士都会让他们进去。

亚洲饭店确实有一个采购员叫王强。菜没问题,人也对上了,执勤战士挥手示意吴瑞金进去。

吴瑞金边点头感谢,边扬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一切是那么自然。就在这一刹那,执勤战士发现了破绽:不对呀?这人胳膊怎么又白又胖?农民天天在地里干活,风吹日晒的,不会这样白呀。想到这儿,执勤战士心里一紧,赶忙叫住了吴瑞金:“站住!先别进去!跟我来一趟。”

吴瑞金被带进了值班室,审讯开始了。开始还行,人名、地名、菜名,吴瑞金答得都对。随着审讯的深入,破绽越来越多:菜怎么种?村里情况怎样?都有啥人?

吴瑞金开始吞吞吐吐,透着一股子紧张。突然,他说了声“我渴了”,掏出了个水壶,抬手送到了嘴边。

说时迟那时快,一名战士迅速冲过去,一把夺下了水壶。原来这家伙企图服毒自杀。再一搜身,从他身上又搜出了定时炸弹。

原来,败逃到台湾的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为了破坏新政协会议和即将举行的开国大典,密令北平潜伏特务吴瑞金以送菜为名,潜入亚洲饭店,进行暗杀破坏。这个计划可谓周密,还是被火眼金睛的执勤战士识破了。毛人凤心有不甘,又密令特务“四处开花”搞暗杀,妄图破坏开国大典。

“飞马”牌香烟头

刘拴虎仔细地观察了留在这里的皮鞋印,又从扔烟头的地方四望,心里不免产生了疑问:北平老百姓很少抽这牌子的烟呀。那么,这是谁扔的烟头?他到这里来干什么?

为了保障开国大典的绝对安全,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公安部,调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19兵团政委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同时组建一支集军事与公安业务于一身的新型人民武装——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隶属中央军委公安部指挥,主要担负党和国家中央机关、中央首长的安全警卫和维护北平治安等任务。

开国大典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公安中央纵队1师2团排长刘拴虎,一身北平市民的打扮,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巡视。夜幕降临时分,地上的一个烟头引起了他的注意。捡起来一看,是“飞马”牌香烟。

“飞马”牌香烟是1943年新四军四师供给部“新群烟草公司”开始生产的,沦陷区的老百姓管它叫“四爷的烟”,当时远在延安的毛主席也抽过。

刘拴虎仔细地观察了留在这里的皮鞋印,又从扔烟头的地方四望,心里不免产生了疑问:北平老百姓很少抽这牌子的烟呀。那么,这是谁扔的烟头?他到这里来干什么?

此后,刘拴虎每天都到这里来转转。功夫不负有心人。第5天,一个头戴礼帽的人出现在他的视野内。远远望去,这人低头在记着什么。接近一看,原来画得好像是啥线路图。于是,刘拴虎上前查问:“你是干啥的?画的是啥图呀?”

没承想这家伙抬头瞧了一眼刘拴虎,二话不说,掏出匕首就刺。

刘拴虎延安时期就是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擒拿格斗没的说。就见他一闪身,躲开刺来的匕首,然后右手抓住这家伙的胳膊,就势一扭,脚下一个绊子,左手一推,匕首当啷掉地的同时,这家伙一个嘴啃泥,摔在了地上,束手就擒。

经过审讯,那家伙叫王以才,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察二组北平情报组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绘制路线图,准备开国大典时,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实施爆炸。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公安中央纵队、北平纠察总队、北平市公安局,对北平城里每一条街道、每一条胡同进行了拉网式清理,又先后逮捕了国民党党通局北平区第二分局行动组杨金富等14名案犯,捕获惯匪、恶霸3000多名,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国民党特务的破坏阴谋纷纷破产了。

飞蛾扑火的真特务

9月19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接到李济深的秘书陈此生写的一封检举信,“此人关系复杂,投机取巧是没有疑问的”,提请注意赵冰谷这个人。

早在1949年8月11日,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收到一条绝密情报:蒋经国专程飞渝,与国民党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密议,遣特务破坏中共新政协之事。不久后,又获得第二条线索:季源溥在该局一处秘密地点,单独召见一位“体态较胖”的中年男子。李克农与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兼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分析后认为:这个“体态较胖”的中年男子,多半就是赴北平执行蒋经国使命的特务。

这个特务是谁?来北平会在哪里落脚?一无所知。

市公安局侦讯处处长冯基平想出了一个侦察思路:排查新冒出来的、密切接触李济深、张澜、李明灏等民主党派领袖的来访者,从中发现线索,挖出“体态较胖”的中年男子。

9月11日傍晚,前门外廊房头条撷英饭店23号房间,住进一对港商模样的夫妇,箱子行李挺多。男的50岁出头,体态较胖,西装革履,戴着副金丝眼镜,谈吐不凡;女的年轻一些,皮肤微黑,旗袍高跟鞋,一副阔太太的样子。

饭店登记簿上显示,男的叫赵冰谷——香港安通公司总经理,女的叫杨淑平——赵冰谷的妻子。

来北平后,赵冰谷没闲着。短短十来天,他拜见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先叙在香港的“旧情”,后说他“追求进步、反对独裁”,“为革命吃了不少苦”,正在准备策动川康起义、迎接解放。

拜谒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时,请求张澜主席举荐他担任新政协委员。

此外,他还到北京饭店拜访李明灏将军,请求介绍其谒见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六国饭店、协和医院,他分别拜访杨虎夫妇、《新民报》主笔人陈铭德夫妇等。

不管见谁,赵冰谷除了上交署名陈万仞的亲笔信外,总是大谈自己被国民党“四川肃奸委员会”拘押40天的“牢狱生活”,而今依然“追求光明”,痴心不改。

很快,赵冰谷进入了冯基平处长的视野。与此同时,其他渠道的情报也将疑点集中到赵冰谷身上。9月15日,中共中央社会部致函公安部:赵冰谷抗战期间为国民党中统局上海重要负责人。上海解放前夕,在香港为国民党CC系专做李济深先生方面情报工作,以后情况不详,请调查。

9月19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接到李济深的秘书陈此生写的一封检举信,“此人关系复杂,投机取巧是没有疑问的”,提请注意赵冰谷这个人。

经过一番侦察和情报汇总,赵冰谷的面貌越来越清晰了——

赵冰谷先后在湘军、奉军做过帮办文书等。1934年,在南京参加CC特务集团,深受陈立夫、陈果夫器重,编过《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一书,对共产党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后升任国民党军委会少将参议,实际是一个高级特工。1936年,分管国民党“四川反省院”和“行营感化所”,从精神上、肉体上摧残共产党员和被捕的红军战士。1942年,秘密潜回沦陷区上海,与日汪“和谈”;1945年,与日本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秘密签订丧权辱国的“五项协定”。抗战胜利后,赵冰谷“辞官经商”了。1947年,代表川军陈万仞将军,组织“在乡军官联谊会”,并与李济深先生接触,共商“合作反蒋大计”。

不过,赵冰谷此番来北平,表面上是“弃暗投明”,像个“民主人士”,实际上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那是1947年2月的一天,陈立夫在南京密召赵冰谷,授意他以赴香港做生意为掩护,必要时“以反中央姿态”出现,博得李济深信任,劝李济深“不要走极端”,并密切加以监视。

1948年冬,陈立夫又在上海愚园路自己家中召见赵冰谷,面授机宜:“你速回港,结束私事,放出你要北上的空气。” 8月,赵冰谷先入川,假意与陈万仞将军联络,装出一番“反中央民主姿态”。国民党保密局“四川肃奸委员会”还导演了一出“苦肉计”,将赵冰谷拘押40天,但他的“牢狱生活”却过得悠哉乐哉。

戏做足了。1949年7月中旬,赵冰谷悄然飞往广州,在长堤交通银行三楼向陈立夫领取北上任务:首先谋取“政协代表”或“民革中委”的名义,以便长期潜伏;二是刺探收集情报,尤其是政协筹备和开会情况、会议文件,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的实际生活和居住情况,共产党政治、军事、经济和工商业情况;三是建立政治性俱乐部,起挑拨分化作用;四是利用小报散布政治谣言。

此外,两人还商定了联络方式、密码和化名,陈立夫还给了赵冰谷一万元港币的活动经费。

回重庆接受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的具体指令后,9月11日,赵冰谷携妻乘轮船到达天津,当日乘火车抵达北平,住进了撷英饭店。

第二天,他在西河沿偷偷刻了陈万仞的私章,去瑞蚨祥绸布店买了白绸布,拿到东四七条八宝胡同3号,由吴和生介绍房客张某,伪造了陈万仞致李济深、张澜、李明灏等人的信,以及“川康将领配合起义方案”等。

伪造好图章、信件后,赵冰谷就开始了上述的招摇撞骗式的特务活动。

9月20日晚11点,开国大典前10天,市公安局突击行动,逮捕了赵冰谷夫妇,从他们的行李中搜出了国民党“东南工作团”证件、电台密码等,将其押送市公安局侦讯处预审科的草岚子监狱。

赵冰谷“弃暗投明”真相大白,只落得个飞蛾扑火的结局。

带弹飞行,开阅兵先河

不过,4架受阅飞机是“带弹”,不是“载弹”或“挂弹”。“带弹”是指飞机机枪带着子弹,“载弹”或“挂弹”是指飞机装载或挂上炸弹。

开国大典空中安全至关重要。因为1949年5月4日,盘踞青岛的国民党空军派B-24轰炸机,空袭北平南苑机场,投下30枚炸弹,毁伤飞机4架,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青岛解放后,盘踞在舟山群岛的国民党飞机,随时可能对北平进行空袭,是开国大典的重大威胁。

根据几个月的观察、总结,发现国民党空袭也是有规律的。美制B-24轰炸机时速488公里,载弹4吨,最大航程3380公里。舟山群岛至北平直线距离1230公里,往返距离2460公里,的确在B-24轰炸机航程之内。按其最大航速,3个小时左右就可飞到北平。考虑到风速等因素的影响,往返需要7个半小时。如果加上沿线解放军防空炮火的影响,没有夜航能力的B-24轰炸机,要在天黑前返回舟山群岛,必须在下午3点前飞临北平空袭,这也是开国大典确定在下午3点进行的一个因素。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向受阅部队下达命令:“阅兵那天万一发生空袭,不能动,下刀子也不能动!”尽管如此,阅兵总指挥部和中央军委航空局还是拟制了周密的防御方案。

受阅飞行地面对空指挥员、华北军区航空处航行科长李裕协助处长油江,制定了一整套飞机拦截作战方案,划定几条警戒线、起飞线、拦截线,国民党飞机从哪条航线进犯、解放军飞机在什么地方起飞、在哪条航线上拦截等,都有明确、周密部署,并绘制了作战地图,进行了演练。

由于当时没有雷达预警系统,中央军委航空局在华北地区及相关解放区,建立专人对空监察哨,组成肉眼防空通信网。

万一发生袭扰,城楼上的领导人立即到门洞里躲避;游行群众就地卧倒,广场外组织高炮对空射击。受阅战马也采取了必要预防措施。

8月15日,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中队在南苑机场正式组成;但在最初的阅兵方案中,只是安排飞机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撒传单,并没有受阅和空防任务。

8月底,中央决定,开国大典上除了陆军、海军外,空军也要受阅。

9月22日,空军受阅方案计划表出台。

受阅飞机共17架,其中美制P-51“野马”战斗机9架、英国DH-98“蚊”式战斗轰炸机2架、美制C-46“突击队员”运输机3架、美制L-5“步哨”联络机1架、美制PT-19A初级教练机2架。

受阅飞机从南苑机场起飞,先飞往通县方向,然后飞过天安门广场。其中航速较快的9架P-51“野马”战斗机两次飞过天安门广场,受阅飞机就变成26架次了。

按惯例,受阅飞机是不许带弹飞行的。为了对付可能来袭扰的国民党飞机,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方槐,向聂荣臻提出“带弹受阅飞行”的点子。聂荣臻当时没有表态,几天后他表示同意。

为此,破格允许飞行员闰磊、赵大海驾驶两架P-51“野马”战斗机,邓仲卿、王玉珂驾驶的两架DH-98“蚊”式战斗轰炸机,带弹飞行。

这是一个绝密的计划,除了4名飞行员外,其他受阅飞行员包括队长邢海帆都不知道,知情者只有六七个人。

不过,4架受阅飞机是“带弹”,不是“载弹”或“挂弹”。“带弹”是指飞机机枪带着子弹,“载弹”或“挂弹”是指飞机装载或挂上炸弹。

子弹与炸弹,一字之差,完全是两码事。如P-51“野马”战斗机有3挺12.7毫米机关枪,配备1800发机枪子弹(每挺机枪300发),并未挂炸弹(每架飞机可挂炸弹907千克)。

当战车师行进到长安街中段时,受阅飞机分别以三机、双机编队,一批又一批飞临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圆满完成受阅、保卫两项任务,安全返回南苑机场。

开国大典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为表扬大典中的警卫工作,发给公安中央纵队每人一枚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章。这不仅仅是对公安中央纵队的表扬,也是对全体参与保卫、警卫工作同志的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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