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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血曾染红南京路

2018-07-10 16:06 解放日报

沈轶伦

1985年,在纪念五卅运动60周年之时,市文管委在五卅运动发生地竖立起纪念碑。

南北两侧的两块碑体,分别高4米、宽12米,背面各有一组展现五卅斗争历史的青铜浮雕。碑体、地坪、道路和基座的花岗石,均采自泰山。

这寓意着,在这条路上,烈士的牺牲比泰山还重。

在1925年5月30日这个清晨,16岁的陈虞钦一早就到了南洋公学附中操场。这天,全上海20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和部分工人集结出发,分头前往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传单和演讲。

祖籍广东的陈虞钦,生于南洋荷属婆罗洲山口洋(今属印度尼西亚),1921年秋回国入上海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附小,之后升入附中。1925年,不过是他到中国的第四年。他本可以把上海看做一个暂时歇脚的城市,但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不公,令少年坐不住了。

是年2月,上海日本纱厂4万华工罢工取得胜利。但5月15日,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遭到枪杀,十几个工人受伤,3人被捕。暴行激起全市人民的愤怒。学生和工人们迫切觉得,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发出自己的怒吼。

5月30日清晨,在南洋附中的操场上,有同学看陈虞钦太小,劝其不要参加这天的演讲活动。但他激愤地说:“帝国主义惨杀工人,残忍已极,国势之不振如此,吾等岂能坐视不救耶!”说罢热泪夺眶而出,毅然和同学们一起去租界演讲。

下午,上海大学宣传队在南京路演讲时,有28人被捕,8人被打伤。参加活动的学生和工人听到消息后,都拥到南京东路当时公共租界老闸捕房门前请愿。捕房如临大敌,三排巡捕组成半个圆形,手端着枪。3点半左右英国捕头爱活生开了第一枪,随后,三排巡捕一起开枪。

陈虞钦中弹倒地,鲜血染红了他手持的“中国独立万岁!”旗帜。送到医院,肠穿七孔。

五卅惨案

离陈虞钦不远,中枪倒下的还有22岁的唐良生,这个英商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西区电话交换所接线生,在牺牲前还在说“学生是国民,我也是国民,不得不表爱国的同情。我因爱国而死,何痛之有?国将没有,哪里有家呢?”

同济大学学生游行队伍的副大队长共青团员尹景伊左胸中弹,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何秉彝肺部中弹。这一天,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53人被捕。

同学们将陈虞钦送到仁济医院,5月31日下午7时左右,这个只有16岁的少年停止了呼吸。噩耗传来,附中同学吴恒慈听到,大声狂呼:“我们要报仇,要爱国”,因激愤过度猝死。

刚成立的上海友联影戏公司创办人陈铿然和摄影师刘亮禅等带着摄影机赶到现场,拍下了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证:有“南京路血迹斑斑”、“老闸捕房对面‘四五六’ 饮食店墙上弹痕累累”、“老闸捕房前用水龙头冲洗血迹”等。这些罪证都编制在新闻纪录片《五卅沪潮》中。

6月1日,在共产党领导下,在上海总工会、学联、上海商会的指挥下,开始罢工、罢课、罢市,公共租界近两万家商铺约20多万人参加罢市,5万多学生罢课。

南京东路772号,“五卅”惨案的发生震动全国,形成了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大革命的高潮开始了。

茅丽瑛之死

没有人知道,“五卅”在茅丽瑛心里掀起过怎样的波澜。1925年,她只有15岁,和陈虞钦一样,还是在校学生。

这个贫寒之家的女孩聪明、要强,和寡母相依为命。在启秀女中,她的学业出众,英语流利,1930年从高中部毕业时,考取了东吴大学法律系。因无力交付学费,一学期后辍学。1931年3月,她从众多应征者中脱颖而出考入上海江海关,任英文打字员。这在当时,是众人羡慕的“金饭碗”。然而茅丽瑛却志不在此。

“五卅”在她心中掀起的风暴从未平息,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又让她义愤难抑。从每月领到薪金时捐钱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到1936年直接投身于中共江海关地下支部创立的乐文社,再到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任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慰劳组组长,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她纤瘦的身体里,似乎蕴藏着无穷的热量。在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她参加上海海关同人救亡长征团,南下宣传抗日。她放弃了海关的金饭碗,甚至连母亲生病也顾不上全心照料。她的眼里,是全中国的苦难。1938年5月,茅丽瑛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月,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在南京路120号二楼成立,茅丽瑛被选为主席。这里,离开五卅惨案发生处,不过1.2公里。

1939年6月7日,“职妇”借大陆电台举办平剧大汇唱,以推销义卖券和征募义卖品。播音开始后不久,“职妇”和电台都收到一封附有子弹的匿名信,扬言“立即停止播音,否则将于你们不利”的黑字赫然在目。茅丽瑛拿着子弹果断地说:“继续广播”。中共地下组织发觉敌人准备对茅丽瑛下毒手后,要茅丽瑛转移去苏北新四军根据地。茅丽瑛表示,要求组织待她把“职妇”的工作安排好后再走。

1939年12月12日晚,茅丽瑛决定以南京东路114号、原福利公司二楼为义卖会场。当天晚上,正当她步出会场时,突然遭到日伪特务的枪击,身中三弹。

倒地时,她仍紧抱着装有会员名册的手提包,直到交给了她的同志。在仁济医院抢救时,由于敌人对院方施加压力,茅丽瑛没能及时得到手术。12月15日下午2时10分牺牲,年仅29岁。

劝工大楼事件

1939年,茅丽瑛倒在南京东路114号门口时,也是永安公司售货员梁仁达参加工作的第五年。南京路上发生的一系列抗日运动,不仅使他深受教育,也早将他裹挟其中。

虽然身居陋室,还要养活一家老小,但梁仁达在1938年就和公司14名职工一起致信经理,要求全体职工素食一天,以节省餐费捐赠将士。现在,敌军未走,他竟听说就在自己工作的南京路上,茅丽瑛因为支持抗日募捐而被特务杀害了。但这死没有威胁到他。

抗战胜利后,依旧不太平的时代,触痛了他,也激励着人们不要放弃斗争。1946年“中美商约”签订后,美货大量倾销。据当时调查,南京路上四大公司的美货就占全部出售商品的80%。是年底,仅上海3400家民营厂,倒闭了2590家。80万产业工人中失业人数竟达30万人,上海百货业职工也面临失业的严重威胁。1947年2月9日上午,梁仁达离开怀有身孕的妻子,和工友一起来到南京东路328-334号劝工大楼内,这一天,三区百货业职工召开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委会成立大会。

劝工大楼会场内座无虚席,郭沫若等社会知名人士也由工会代表陪同到了会场,场内气氛热烈,“赶不走那美国货心不甘”等爱国歌曲响彻会场。但9时,特务和暴徒两百多人冲进会场,抽出铁尺、木棍,一面喊打,一面见物就砸。梁仁达责问特务:“我们提倡国货有什么罪?你们为什么打我们?”特务一拥而上,围住他一个人拳打脚踢,从三楼一直打到大门口。应邀到会讲演的郭沫若、邓初民在工人保护下撤离会场。当天下午,当郭沫若、沈钧儒、沙千里、胡子婴等赶到仁济医院看望梁仁达时,他年轻的心脏在下午四时停止了心跳。

义愤填膺的人们随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面对人民的汹涌怒潮,当局还散播所谓劝工大楼事件是“职工内讧”谣言。2月11日起,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上海工人协会、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先后陆续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特务暴行,要求惩办凶手。沈钧儒、史良等10位律师组成“爱抵会”律师团,为烈士鸣冤。12日,在永乐殡仪馆为梁仁达举行了大殓,1000多人参加吊唁。这静默的人群是时代的心声。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时刻,即将到来。

1949年5月25日,苏州河以南上海市区获得解放。永安公司的地下党员赶制了一面红旗,冒着危险登上公司大楼最高处,将红旗插上了绮云阁,这是上海解放时南京路上升起的第一面红旗。是日凌晨,新新公司党支部占领公司五楼的凯旋电台,播音员向全市人民宣告“上海解放了”的胜利消息并反复播放“约法八章”。从此,再也没有什么阴影可以笼罩南京路了。

1985年,在纪念五卅运动60周年之时,市文管委在五卅运动发生地竖立起纪念碑。南北两侧的两块碑体,分别高4米、宽12米,背面各有一组展现五卅斗争历史的青铜浮雕。碑体、地坪、道路和基座的花岗石,均采自泰山。

这寓意着,在这条路上,烈士的牺牲比泰山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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